周天勇：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市场化改革和调水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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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2021年一季度经济形势分析和全年预测—GDP恢复性反弹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发布和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进行了分享。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长周期转轨的二元体制国家，我们需要感谢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研究素材，就此设立了一个‘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大型课题。”周天勇说。

周天勇表示，从客体变动的逻辑上看，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其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体制发育释放→二元体制并存胶着→二元体制向一元市场体制并轨”这样一个特长周期的过程。

“生产要素上，改革顺序是先资本市场化改革，中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最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从过去的生产增长看，一元计划向二元市场部分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开始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20世纪后20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周天勇说。

周天勇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二元体制并存胶着的阶段，要素配置受到计划或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此信号扭曲常态性存在； 这种体制扭曲可以被经济主体追求利益动机的行为所纠正，但相当多的扭曲具有不可纠正性；而这种体制扭曲与非扭曲相比，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

“如果不能被不断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的状态，也就是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特有的自然经济增长。 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的差距，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周天勇说。

在周天勇看来，二元体制增长模型中两个关键改进：

一是因土地基本没有市场化配置，其不可纠正部分造成了大规模的体制性剩余土地，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局限性，需要回归建立包含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 二是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而相当大比例来源于体制改革对要素利用率的提高和对要素配置的改善，并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增长的历史数据看，TFP增长是波幅较小和近乎平行的一条曲线。

周天勇认为，从均衡和增长看，中国特有的人口生育、人口流动、土地交易和住宅供给等体制的扭曲，再加上出口的下行变化，对生产的需求可能性造成了消费迭代收缩、出口竞争成本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居民收入被转移以及消费被挤出的影响，需要从流程和循环上搞清楚。

“从安全增长看而考虑到全球各国经济从收支有余的保守型模式转向支大于收的债务型模式，特别是中国目前负债率较高并可能持续上升，以及宽松货币政策的必要性，我们探索了包含债务和土地资产变量影响货币供给和价格变动的基础模型。”周天勇说。

对于中国的希望和后改革后开发优势，在周天勇看来：

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工业化发展的分享还处在中期阶段，还有中高速增长生活方面的需要，后均衡增长优势；巨额的闲置和低利用要素，还是增长的源泉，后改革优势； 国土开发利用率还很低，还是一个低水利发展水平的国家，调水改土还有后开发优势；没有市场化、资产化的土地，随着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有后稳定和后安全优势。

“虽然我们有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上述优势是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中国未来的希望，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和重大的调水改土发展措施。”周天勇说。

注：“调水改土”，周天勇研究认为，调水改土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战略的关键棋子和布局。所谓调水改土，是指调整淡水资源的区域间配置，扩大可利用土地，在新的可利用土地上扩大建设新城镇，发展新的产业，形成新市场，吸纳剩余劳动力，带动新一轮消费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形成促进经济中长期增长的新要素模块和新动能，可以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延长工业化时间，动态平衡生产过剩，最终使国民经济获得中长期的中高速增长。

责任编辑：王蒙